3.多访问作家和文学理论家，大有益处

多拜访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能增强对作家作品的理解，对文学理论的深入理解是大有益处的。丹尼尔·阿伦(DanielAaron,1912～2016)是美国最著名的哈佛大学左派作家、赵一凡教授的哈佛导师，他的代表作《左翼作家》(1961)是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关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评论著作。1983年，我访问哈佛大学时拜访过他，在当地书店买到了他的这部著作。后来他应邀访问中国，在山大做了讲座，我陪他访问了曲阜，还有留影。他103岁时逝世，在中国留下了巨大影响，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是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，让人不能忘怀。

埃默里·艾略特(Emory Elliott,1942～2009)是另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美国文学教授，多次来中国讲学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(1985年),我曾邀请他来金沙集团3354cc外文系做讲座。那时候，以他为首主编的《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》(1988)尚未出版，后来出版后都被中国学者朱通伯等人译成中文，这部巨制在中国影响很大。他也曾邀请我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，那时候他是英文系主任，安排我跟美国文学教授座谈讨论，留在那里查阅文学资料。他后来去美国西部加州大学任职，来往于中美两国文学界之间，在两国学术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但不幸的是，他于2009年3月31日突发心脏病逝世，当时只有66岁。他的仙逝是美国文学研究界的重大损失。

跟美国剧作家阿瑟·密勒(Arthur Miller,1915～2005)交往对我的戏剧研究影响最大。我曾在纽约三次拜访密勒先生。1981年6月8日，在纽约市二十街格雷莫西公园第34号公寓阿瑟·密勒的临时住处，我拜访了他。谈话前，他还请我在对面的咖啡馆里喝了咖啡。我们谈了有一个多小时，我录了音，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见解，我把谈话录音整理成：《戏剧与社会——阿瑟·密勒访谈录》,是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，首先在1986年第6期《外国文学动态》上发表，后在北外的《外国文学》(1987年第5期)杂志上发表。后来，以我为主编译了《阿瑟·密勒论戏剧》书，请他写序言，他爽快地答应了，赶在1985年12月31日新年除夕写完寄出。他在序言中指出：“总之，(戏剧)在不停地发生变化，这种变化对现时代极感兴趣……像往昔一样，它是完全无法预测的。”这部书于1988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 版。1988年10月，我访问纽约市地区，10月14日在我的一位老学生孙晓荣(她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)陪同下，来到曼哈顿东六十八街315号公寓70号房间拜访了阿瑟·密勒先生。我将《阿瑟·密勒论戏剧》一书呈上，他很高兴，和我一起照了相，随后请我们到公寓对面的饭馆里吃了午饭。吃饭期间，密勒说，他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，他不计较版税，因为中国是个大国，人口占世界1/4,“如果中国不了解我，那我的知名度就不完美(The popularity is not complete)”。

我国著名美国戏剧研究专家梅绍武先生(戏剧大师梅兰芳之子)编辑了一部《阿瑟·密勒剧作选》(后改名《外国当代剧作选》四，于1992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),托我请密勒先生给写个前言，他答应了，同时建议把《人民公敌》收入进去(后来因版面限制，出版社没采纳)。密勒很快写好了序，先寄给了我。在“序”的结尾处，他说：“我祝愿中国读者有一个美好的航程，成功地找到自己现实中的航标。”中国著名美国文学研究专家李文俊先生听说了此事，他要我把“序”译成中文，首先在他主编的《世界文学》上发表了。

我第三次拜访阿瑟·密勒先生是在我的富布莱特研究计划结束之后去跟他告别，依然是在他曼哈顿的公寓。这次他夫人英格·莫拉斯(Inge Morath)在场，她是摄影家，给我们两人照了相。密勒还送我一本剧作选集，里头有他的剧本，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来者的热情，以及他渴望中国读者了解他的心情，可惜我不记得那本书放在哪里了。

爱德华·阿尔比(Edward Albee,1928～2016)是美国另一位重要剧作家，特别是以“荒诞”出名。1981年8月13日，我在纽约世界戏剧协会办公室访问了他，一起照了相，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谈话，很有学术价值。我把录音整理成“荒诞戏剧对美国的影响——爱德华·阿尔比访谈录”发表在了1983年第4期《外国文学动态》杂志上。阿尔比不像密勒那么开朗，不愿跟人交往。他一生三次获普利策戏剧奖，88岁时逝世。

1981年，我还在纽约市会见了琼·克劳德·范伊塔利(Jean-Claude VanIttal-lie,1936～)、华裔剧作家黄哲伦(David Hwang,1952～) 等。1983年，我再次在纽约会见了黄哲伦。他的《刚刚下船《舞蹈与铁路》等早期剧作影响较大，我在开放剧院看他的剧作演出后，他还陪我在剧院对面的咖啡馆里喝咖啡，讨论他的剧作。20世纪80年代末期上演的《蝴蝶君》(M.Butterfly) 使他声名鹊起，在中国的影响也大了起来。

1983年春天，我访问印第安纳大学戏剧系时，就认识了著名戏剧教授沃尔特·米塞夫(Walter Meserve),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。他的著作《美国戏剧史概论》是一部很实惠的学术著作。1990年9月，我到纽约市立大学做戏剧研究时，正巧他是我的合作导师，就让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做研究，他所有的参考书我都可用， 给我提供了多种方便，使我加快了《美国戏剧史》的撰写进程。同时在皇后大学戏剧系和多伦多大学戏剧中心任教的理查德·普拉特教授(Richard Plant)曾是我的合作导师，对我帮助很大，还亲自写信推荐我再到加拿大做学术研究。后来，还有不少美国戏剧教授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，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。

4.多考察，多访问，扩大视野

充分利用出国的机会，到处多走走，多看看，扩大知识面，增长见识，是非常重要的。

1983年春天，美国新闻署邀请我作为国际访问学者，时间一个月，可到任何想去的地方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，我去参观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馆——国会图书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多图书的图书馆，中文部主任王冀先生非常热情，把我介绍给国际交流部负责人彼得·布里奇(Peter H.Bridge)先生。我们商定了双方进行图书交流事宜。我回国后把美研所编印的《美国文学研究》和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编辑的《美国文学丛刊》寄给他，作为回赠，他也给我寄了多本很有价值的美国文学书。

1990年9月，我开始在纽约市立大学做研究时，学校对面就是美国第二大公共图书馆——纽约市公共图书馆，查阅资料很方便。巧得很，中文部主任马约翰先生过去是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生，跟金沙集团3354cc外文系主任张健教授是同学。当他获知我是张健先生的学生时，对我格外热情，给我查阅资料提供了许多方便，显示出他的爱国热情，对于国内来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

1981年夏天，我到华盛顿参观游览，去排队参观了白宫。那是个“神秘”的地方，也没有想到过能进去。不过安全检查很严格，什么也不准带进去，只能看看总统开会办公的地方，后面看不到，这在当时就很满足了。白宫周围坐满了“抗议”的人群，安保措施很严格。总统进来出去不走大门，从前边的草坪上坐直升机走。我看了白宫，心里觉着很满足、很开心。

我还不止一次乘快速电梯上去，参观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厦，在两座大楼上来回走动。但在“9·11事件”之后，大楼已化为乌有，两座大厦已荡然无存了。我乘电梯上过纽约的帝国大厦，上过华盛顿广场纪念塔，还有多伦多市的加拿大电视塔 (CN Tower)。我还登过芝加哥市的电视塔，但那天大雪，啥也看不清，留下了遗憾。登高望远使我开阔了眼界，感到世界之大，广袤无际，视野开阔了，思想拓宽了。

我去参观过印第安人保留地，看到了原始的印第安人生活的状况；我去过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带，看了那里奇形怪状的亚热带植物；也到过加拿大北方，度过极为寒冷的冬天；我到渥太华加拿大外交部会议厅开过国际加拿大研究会会议，还坐在中加国旗后边照了相；我到过加拿大法语区蒙特利尔地区，看到了那里人的生活跟多伦多地区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差异；还到过魁北克市，看到了那里奇异法国风格的建筑群。

我到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·奥尼尔年轻时读书的学校普林斯顿大学校园，寻找“传说”他打破威尔逊校长家玻璃的那栋房子，未果。我又到新伦敦市参观了奥尼尔家的夏天别墅，那正是他的代表作《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》剧中房子的原型。但在他逝世的波士顿郊区森林公墓里没有找到他的坟墓，留下了遗憾。也是因为时间太仓促，没法仔细找，再加上是周末，公墓办公室不上班，没有导引图。当时还出人意料地闹了个笑话，我们问在那里巡逻的一个警察，尤金·奥尼尔的坟墓在哪里?他回答：“是不是前几天刚死了的一个人?”我们哭笑不得，只好一走了之，悻悻而去。

我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过亚太地区加拿大研究会议。在会议之余，我们还去动物园戏弄可爱的小动物“考拉”,还买了个毛绒制的小“考拉”带了回来。去印度首都新德里尼赫鲁大学开亚太地区加拿大研究会议，一出机场，周围全是乱哄哄的，很遗憾没有能去参观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。在韩国首都首尔开加拿大研究会，会后我们参观了那里不同风格的建筑，颇似中国建筑，还吃到了别具一格的韩国餐，别有风味。

每到一个地方，参观一个景物，看到一种奇异的风光，都是一种当地文化现象的反映，对理解那里的人生，对理解反映那些地区生活的文学作品很有帮助。文学离不开生活、离不开社会，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。

摘自《栉风沐雨 灼灼其华——郭继德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》，申富英 李保杰主编，金沙集团3354cc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